| 1890年的夏天，美国新泽西州有个年仅17岁，名字叫Dashiell的女孩子去郊游。在火车上，她的手不慎在车厢的座椅之间被挤了一下。回家后两个多月手伤还没好，反而越来越肿，不得已去了纽约的医院。给Dashiell看病的是一位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科医生，名字叫William B. Colley。经过一段时间的诊断，最后Colley在老医生的帮助下，确诊Dashielll患的是一种软组织癌（soft tissue sarcoma），恶性程度很高。为了防止转移，Colley第一时间给Dashiell做了手术，截掉了整个前臂。然而术后不久，Dashiell还是全身癌细胞转移，在病榻上度过了18岁生日后不久就死于癌症。 从手术到死亡仅仅十个星期。她的死深深地震撼了两个与她相识的年轻人：一个是Colley医生，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年轻的生命竟如此迅速地就在他眼前凋亡了。他应该觉得是手术促成了Dashiell的爆发式术后转移，因为她在术前一直没有全身转移的迹象。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他今后还要不要再给癌症病人做手术呢？另一位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美国工业大王的小洛克菲勒。他是已故女孩Dashiell生前的笔友。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简单的手伤就能导致一个迅速致死的癌症，看来癌症是十分可怕的，是人类健康的最大敌人之一。Colley因此走上了肿瘤免疫治疗之路，堪称是美国免疫治疗的鼻祖。而洛克菲勒后来不但直接出资支持了Colley毕生的研究，还出资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即当今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一个没有本科生，只有生物和医学研究生的学校），以及号称世界第一肿瘤医院的纽约纪念斯隆-卡特琳医学中心。 在Dashiell去世后，怀着复杂的心情，Colley开始翻阅纽约医院中关于软组织癌症的病历资料。在这些病例中，他看到了一个奇迹：有一个病人患的也是软组织癌（在颈部），多次手术后都有复发，最后一次术后伤口甚至还未愈合就复发了。结果伤口感染，打摆子发高烧。但是据医院病例记载，这个病人的复发肿瘤在感染中崩溃坏死，而感染恢复后肿瘤也消失了。这个病人后来出院时已经完全看不到肿瘤了。这是一个6年前的病例。Colley从中感觉到了某种东西，他强烈地希望了解这个病例的结局。于是，他跑遍了曼哈顿寻找这位叫Fred Stein的病人并且居然找到了。6年过去了，Fred Stein还奇迹般地活着，并且是没有癌症！这件事让Colley大为震惊！他在之后发表的病例总结中写下了那一段名言，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多少后人都看到过，但是往往不能体会的名言：“Nature often gives us a hint to her profoundest secrets,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she has given us a hint which, if we will but follow, may lead us on to the solution of this difficult problem”（ “大自然经常向我们暗示她的奥秘，很可能这一次她也是提供了一个线索。如果认真地追寻线索，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Colley说的这个难题就是癌症，而他说的那个线索就是这一篇的主题：“危险信号”。 人体免疫系统有极大的攻击力。根据一些临床观察和动物实验推测：如果发生全力攻击自身的免疫应答，没有人能够扛过一周就会死于这个免疫攻击。因此动物进化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判断抗原是来自自身还是外源的机制，来保护自身不受自己的免疫攻击。由此进化的免疫系统有两大机制来防止自身攻击：一个是胸腺教育；另一个是外周耐受。胸腺教育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识别抗原的T细胞在成熟前先经过胸腺的抗原呈递，任何在这个过程中的受体激活，都说明免疫看到的是自身抗原，被激活的免疫细胞就统统死亡。所以，经过胸腺成熟后放到外周的T细胞，不包含能识别胸腺里呈递的自身抗原的T细胞，意思是“除此之外”。这样就保存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不会错过在外周识别几乎任何抗原的机会。但是这个过程还是不能保证去掉所有识别自身抗原的T细胞，因为有些抗原只是在分化后的某一类细胞中才会表达。比如说，色素蛋白不会在体内（胸腺）表达，只会在皮肤受到紫外线刺激后才会表达。对于这些只在外周某些细胞表达的自身抗原，免疫进化了另一套保证系统，就是外周耐受。原理就是，免疫在识别抗原后如果不激活，一般就是自身抗原了，如果激活就可能是外源抗原。这个激活与不激活，一般是通过抗原呈递细胞或者非抗原呈递细胞来区分的：抗原呈递细胞有一些特殊的功能，能够更好地激活免疫；而那些仅仅表达到非抗原呈递细胞上（比如说肿瘤细胞上）的抗原，T细胞看到了是不会激活的，看多了还会认为是自身抗原而变得“麻木”。除此之外，免疫在这一层还有一个助推机制，就是危险信号。所谓危险信号，就是与外源入侵有关的物质导致的、体内抗原呈递细胞分泌出的、平时不存在的免疫因子。与入侵有关的物质分两大类：一类是经典的真正外源的一些细菌真菌等微生物身上的物质，像真菌细胞壁的特殊化学成分（脂多糖，葡聚糖）。另一类其实不是外源物质，而是平时看不见的内源物质。比如说是藏在细胞核内的根本不在血液里出现的分子。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在血液里就是一个原因：细胞碎了，比如说细胞被病毒裂解了。细胞都碎了，难道没有危险？当然有。抗原呈递细胞表面都有单独的、识别这两类物质的受体 ，叫陀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起一个这么怪的名字说明当初发现的时候一定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西的功能，就是我上面说的，接收和识别与危险有关的信号，然后分泌危险信号因子给免疫系统报警。看到这些因子，一个识别了抗原后激活的T细胞会变得更加专一，对这个识别的抗原穷追猛打直到弹尽粮绝。而如果没有同时看到危险信号因子，这些T细胞会小心谨慎，甚至畏缩不前，生怕会伤到自身。 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从免疫学的原理上，人类的免疫系统可以识别自身和外源抗原，并区别对待。对自身就是忽略，压制，耐受；对外源就是拼命打击，置于死地。这个有进化意义，大家都可以理解。那么回来说肿瘤怎么办？是自身还是外源？这就是难题了，对免疫来说是难题。我的理解是，癌症本身就是进化上的弱点，所以免疫没有必要进化出一套识别和消灭肿瘤的机制，只是把肿瘤抗原与其他任何抗原混为一谈。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在肿瘤抗原识别的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才能进而分析并理解这个抗肿瘤的免疫应答应该怎么样走。就肿瘤来说，如果能够导致刺激抗原呈递细胞分泌危险信号，那么抗肿瘤的免疫应答就会走类似抗病毒和抗细菌感染的，强免疫应答的路子；如果不能导致危险信号因子生成，就会导向自身抗原的处理方式，应答就不会很强以及很久。 一方面，从肿瘤细胞的本质上讲，它们是自身细胞，不是外源入侵。这就决定了抗肿瘤的免疫应答本质上与抗病毒和抗感染的免疫应答不同；另一方面，肿瘤的确经常受到免疫攻击，显然不是那么自身。起码到目前为止的临床观察表明，肿瘤往往有可能促进抗原呈递细胞分泌一部分危险信号，维持一个进攻性的免疫应答（共存免疫），但是又不够强大，不足以清除原发灶和一些大的或者位置特殊的转移灶。另外，临床观察和动物实验都表明，这个抗肿瘤的应答貌似走在山脊上，说不定就滑向哪一边了（往往是滑向耐受的一边）。从危险信号角度讲，针对肿瘤的免疫攻击不可能通过外源物质这条路诱导，但是有可能通过核内物质这条路诱导。核内物质是存在于细胞核内的大分子，只有在细胞裂解或者坏死时才会流失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与维持染色体结构有关的MHGB1蛋白。至于为什么是它而不是别的蛋白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是一个只存在于核内的，能够在细胞非正常死亡（病毒造成的裂解和其他坏死原因）时释放出来的大分子，都可以做这个危险信号物质，诱导危险信号因子。HMGB1与抗原呈递细胞上的陀样受体相结合，就会激活抗原呈递细胞，生成一些炎症趋化因子和危险信号因子。前者招致免疫细胞都过来看看，后者是在T细胞看到抗原并激活后对其进行修饰，告诉T细胞这个抗原可能与细胞的损坏（病毒感染）有关。肿瘤之所以可能诱导危险信号，是因为快速的生长会造成局部供血不足而导致细胞缺氧坏死。很多肿瘤都有自发的坏死，几乎没有例外，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些肿瘤很早就因为供血不足造成了坏死，产生了炎症，炎症带来抗原呈递细胞，这些细胞吞噬肿瘤碎片，将其中的抗原呈递给过路的T细胞看，找到识别抗原的T细胞，令其激活。如果肿瘤细胞同时还释放了HMGB1（或其它类似信号），那么抗原呈递细胞就会生成危险信号因子，而这些因子就可能修饰刚刚激活的T细胞，就可能引导抗肿瘤的免疫应答走向抗感染之路。但是如果一个肿瘤在生长过程中不产生细胞坏死，不产生炎症，不释放HMGB1，或者是产生了炎症，但是不释放HMGB1 ，那么即便是有免疫识别和激活，也因为缺少危险信号而变得优柔寡断，裹足不前。在这一层面，免疫应答就与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紧密相关了：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它的生长模式，供血水平，是否会自发坏死。而这些因素就影响到免疫是否可以很早识别，是否能走上剿灭肿瘤的道路。那些因为免疫很强而自愈的肿瘤，应该就是很早启动了炎症和识别，产生了危险信号，导致了免疫直接清扫并留下长期记忆。相比之下，那些不能产生危险信号或者能产生危险信号但是抗原不多的肿瘤，就不会被免疫清扫干净，就会慢慢长大，造成临床症状，最终导致宿主的死亡。 Colley医生当年还无法了解我讲的这些内容，但是他看到了一个现象：感染可能导致肿瘤崩溃坏死甚至消失。在看到了Fred Stein因感染而痊愈的病例后，他开始了一个尝试：给癌症病人制造人为感染。他的第一个试验对象就是一个同样有颈部软组织肿瘤的患者。这个患者（Signor Zola）已经是晚期，出现了恶液质，还有一个咽部扁桃腺转移灶，导致无法进食，预计生存期不足半年。Colley医生给病人接种了链球菌，希望能复制Stein的感染效果。由于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感染是会死人的，所以Colley的做法不论是从医疗上，还是法律上的风险都远超当今的任何临床试验。为了避免感染失控，Colley开始只是用一个温和的菌株尝试，但是没有成功。在尝试了数次之后，Colley升级感染源，最终造成了感染。根据Colley的描述：“病人脖子上的肿瘤在感染发作的第二天就开始崩溃，可以看到坏死的肿瘤组织在整个感染期间都在不断地排除。到两周末时，脖子上的肿瘤已经消失了，而食道中肿瘤的体积也已减小。” Zola感染恢复出院后，肿瘤一直没有复发，直到 8年后离开美国失去跟踪。这个病例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Colley，他由此开始后来称之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毕生追求。从使用活细菌到后来使用细菌培养液（既著名的Colley毒素），Colley医生治疗了很多癌症病人。在软组织瘤（其实包括了很多现在看是淋巴瘤的病例）这个癌症上，他甚至取得了至今无人能超越的疗效。然而在此期间，他在纽约医院和外科学界都是备受打击和排挤的，生前乃至身后很久也未能得到同行的承认和尊敬。后来有人把这个不幸归结为同期兴起的化疗和放疗。与Colley的免疫治疗相比，这些治疗有更明显的普遍有效性和操作的明显可重复性。而Colley毒素（细菌培养液）不但制备很难规范，病人很难选择（只有在Colley凭直觉挑选的病人群体中应答率极高），机理更是说不清楚（因为Colley毒素本身对癌细胞没有作用）。很多勇敢一些的同行也在尝试了一下之后放弃了，只剩下Colley独自一人在坚持探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Colley医生人生第一阶段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时刻，他已经站在了远比同行更高的位置。不是因为Colley毒素比放化疗更好，更接近真理，而是因为Colley看到了大自然给出的暗示。虽然后来经过了 30多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努力，甚至是“为伊消得人憔悴”，郁闷成疾，最终病逝，Colley始终没有能够达到“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觉悟。其实Colley和那些排挤他的“学霸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都在做着利用免疫激活来治疗癌症的努力。那些放化疗真正有效的原因正是激活了共存免疫！而Colley毒素之所以有效，也是因为诱导了体内分泌危险信号因子，进一步推动了共存免疫的分化。两个都是免疫战胜肿瘤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由于种种限制，甚至个人恩怨，导致了这两股道上跑的车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如今，Colley的那些临床实践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而依稀难辨了，那些排挤他的是非曲直更是无人关注。然而，“Colley毒素”这几个大字，却永远地镶嵌在了人类与癌症抗争的历史轨迹上。后人祭奠Colley，称他为免疫治疗之父，是因为他追求大自然启示所达到的高度，以及他的毕生奋斗所希望证实的一件事：免疫是可以战胜肿瘤的。 Colley生前之所以难以找到和分析Colley毒素的有效成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可以用来试验的高效率的动物模型。直到Colley去世后肿瘤的动物模型才开始出现。利用这些模型，研究者很快就搞清了Colley毒素的核心有效成分：细胞壁上的脂多糖（LPS）。然而这个脂多糖本身对肿瘤没有任何作用，必须是在体内，通过宿主免疫系统才能起作用。同时，脂多糖又是很危险的物质（这从它的另一个名字“内毒素”便可领略）。因为具有严重的毒副作用，临床上是不可能大剂量使用的。所以人们一直期望能够发现脂多糖的作用机理，既它是如何通过免疫系统起到抗肿瘤作用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有研究者发现了脂多糖可以在体内诱导一种体内的蛋白。这种蛋白可以在体外直接杀死一些培养的肿瘤细胞，也能导致种到小鼠身上的实验模型肿瘤的坏死。为此人们给这个蛋白质取了一个极为霸道的名字：肿瘤坏死因子（TNF）。当时的轰动可谓壮观，都以为Colley毒素的谜底揭开了。就是因为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和干扰素的发现，促成了后来的整个DNA重组技术的大发展：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生产这个蛋白来治疗癌症。在这个强烈的愿望驱动下，在美国诞生了第一个基因公司（Genetec），并开启了利用重组DNA技术生产大量蛋白质药物的年代。他们不负众望，在80年代初期生产出了纯化的人重组肿瘤坏死因子。但是之后的临床实验证明，TNF-a只能体现脂多糖的很多副作用，而不能替代脂多糖的所有抗肿瘤效果。其实在这之前的70年代末期已经有动物试验表明，即便是在个别肿瘤模型中，TNF可以达到类似脂多糖的抗肿瘤效果，其抗肿瘤的疗效也取决于共存免疫。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实验结果就是在展现两个必须同时存在的条件：免疫共存（激活）和危险信号。可惜的是，这样理智的、能够证明真理的研究，在当时的一片赞扬和亢奋中完全被忽视了。而那个真正明白共存免疫与危险信号必须同时存在的智者却也早就放弃了肿瘤免疫的研究。历史就是这么的相似，充满了讽刺和辛酸。 时至今日，真相已经大白：Colley毒素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通过提供一些极其外源的细菌成分，来诱导体内的抗原呈递细胞分泌危险信号因子，修饰看到肿瘤抗原后激活的抗肿瘤共存免疫。由于是修饰激活的免疫，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了。Colley凭直觉挑选的病人有免疫激活的机会可能大于其他按照顺序随机出现的病人，所以他的疗效也优于其他人，以至于无人能复制他的治疗结果，因而产生了质疑。Colley没有错，他的临床病例是真实的。那些质疑他的人也没有错，不是随便抓几个病人就能复制出Colley的效果。错在大家都不知道这里需要两个因素共同作用。至于这些危险信号因子是什么不是这里要讨论的，专业论文都可以查到。重要的是要回答Colley毒素为什么有效的问题。一些单独的研究早就发现，很多外源物质都有抗肿瘤的效果。这些物质，合起来被称之为生物应答修饰剂（biological response modifier)。它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微生物，人体内不存在，可以被陀样受体识别，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陀样受体诱导不同的免疫因子，其中某些物质比其它物质更适合抗肿瘤的免疫应答形式。综合起来，这些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都支持Colley毒素的有效性和历史地位，但是都没有突破Colley毒素的应用思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免疫激活和危险信号放在一个故事里，就是我前面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研究危险信号的人，从来只是盯着在不同的危险信号中间找突破，最近已经发展到去寻找某个陀样受体的激动剂。殊不知再好的危险信号因子没有免疫激活也是白搭。而研究免疫激活的人，只盯着在各种激活手段上做文章，包括怎么抗原呈递，怎么共刺激，殊不知就是再强的免疫激活看到的是自身抗原也还是要耐受。其实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因素都放到一起考虑，按照一个自然发生的抗感染免疫应答去处理。比如说，感染完成抗原清除的直接后果就是免疫记忆，有危险信号修饰过的免疫和没有修饰的免疫，在记忆处理上可能就会不同。前面讲到手术能通过清除抗原促进免疫记忆的形成。术前化疗可以提升共存免疫，增加这个记忆的强度。而如果再加上危险信号修饰，不就是模拟了一次感染，有可能在术后形成更强更久的免疫记忆吗？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危险信号在抗肿瘤的免疫应答上是个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角色。很多初次接触探论的病友对此往往产生误解，认为只要有了危险信号因子，免疫就会启动，还会很强。这当然是错误的理解。在我看来，启动一个共存免疫要难于提供一个危险信号。自然发生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因为缺少危险信号因子的修饰可能程度弱，也可能类型不好。有些时候，在适当的时机下（比如免疫激活）可以把免疫引向一个更有效的方向。临床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些成功的病例。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还有一些例子，即便是在使用了危险信号因子后也看不到免疫转型。在应用危险信号因子的治疗中，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利用最大的可能，但是不能迷信。否则就会像Colley毒素之后的那么多单一尝试一样，从不切实际的期望走向过分悲观的失望。 危险信号可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即对先天免疫炎症的下调。这在进化上，从先天免疫衔接后天过继免疫角度讲完全可以理解：既然已经看到外援的危险信号了，炎症也很高了，离过继免疫启动应该不远了，没有必要再继续炎症了。当然，最终的先天免疫退场似乎还是需要过继免疫的信号调节，但是危险信号诱导的危险信号因子参与最初的下调，应该是符合生物学相互调节规律的。下一篇我会讲到这个先天免疫的亢奋，往往是癌症最终致命的直接原因，所以能够下调这个亢奋应该是有临床意义的。 因为讲到了危险信号，探论又认为这恰恰是中医治疗癌症上的一个切入点。所以就在这里借着危险信号的作用讲讲中医治疗癌症的道理吧。先声明我对中医学习不多，但是我学习中医走的不是别人的路数。别人是从中医学中医，我是从西医的顶端直接跨到中医的顶端。疾病本身当然是不会分为属于西医还是属于中医范畴的，就是同一个病，不管怎么治，治好了就行。但是只要是同一个病，想把它治好必须符合这个病的内在自然规律。对这个自然规律，西医有西医的看法（比如说，探论的很多思路就代表了西医最高层次的看法），而中医有中医的看法，甚至有中医的描述语言。就好比生活中的日常交流这件事，难道只有通过中文一种语言才能进行？只要本质上符合了一些规律，什么语言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被理解、能够流通。在最高层次，中西医一定是相通的，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投射影像。我说我是从西医的顶端直接跨到中医，是指我领会了中医的核心实质，而不是中医的那些描述语言。 比如中医的核心思路是，有病就是偏离了正常基态，治愈就是回到正常。至于怎么治愈就是本事了。目的都是纠正患者的偏离正常状态，但是纠偏手段因人而异，因不同的中医师而异。就好比一个四条腿高矮不齐的桌子，把它放平有N个办法，只要能放平就好。有些人学起中医来一头雾水不得要领，就是因为没看明白把桌子摆平就行的道理，非要跟某一条腿较劲。徒弟抄方子抄了20年，哪天突然明白了就是出师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地形地势，各条腿的高矮，把任何一个不平的桌子调平。这就是顶级中医治病的方式。在医学的最高层次，中西医是相通的，正如探论的很多描述，本质上还是中医的辩证施治，但是描述的语言不一样。我用什么手段来把桌子摆平不重要，我可以用激素来抑制炎症，而中医可以用牛黄，骨子里是同一个思路。 这里 我把中医分成三个档次：最次的中医是西医的思路开中药，这个根本就不是中医。因为中医不仅仅是中药，甚至基本上可以不用中药来完成治疗。中医是思维方式，像个体化，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甚至免责声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都是她的核心价值，那些中药有没有不会差多少。最顶级的中医一定是靠着中医的思维用西医的手段；而最顶级的西医也是如此。第二个档次是明白了桌子是怎么歪的，但还是一根筋，非要把矮的那条腿架高，结果未必可意。最高档次的中医，不但知道桌子是怎么歪的，还知道怎么采用最合适的方法把它摆平。 我们都听说过某地某某中医，用一付药治好了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于是乎大家蜂拥而至，都希望用了那个秘方也能创造奇迹。那些炮制方子的人也自以为是发现了神药，其实不然（这种迷信和迷信的破灭已经在历史上发生了N多次了）。同一个方子，用到两个不同的病人身上，哪怕病情看着相同都有可能是一个有效，一个无效。真正的高手需要指出来这个方子有效的前提，就是说能区别出哪个病人可能获益，哪个不可以。秘方很多，哪一个都有可能救了一个西医放弃的病人，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方子是神药。在癌症上中医如此，西医也如此：难道不分时机和病情把Colley毒素给每一个病人就能保证获益？由此延伸，现在能够模拟Colley毒素的陀样受体激动剂也不可能包治百病，特别是不分病情，不管时机的用法，一定是要失败的。再延伸一下，那些抗原呈递细胞受到刺激而产生的危险信号因子本身，也是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起作用的。最起码一点：靶细胞（比如T细胞）必须表达这个因子的受体才行。中医治癌大体上两个方向。一个是“以毒攻毒”，就是用一些对人体有毒的低等动物成分（蝎子，蜈蚣，蟾蜍）或者有毒的植物来治疗癌症。其实原理上与Colley毒素一样，都是通过提供外源物质诱导危险信号因子。当一个病人体内的抗肿瘤免疫正好处于激活状态（可修饰），这个诱导就会明显有效，否则就可能无效。但是中药因为只是口服，所以单独使用这些物质进入不到体内循环，免疫可能看不见，于是中药往往佐以某些能造成肠道泄露的药物(比如芒硝）。这样就能保证吃下去的外源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否则也不会生效。不过说实话，如果真明白了个中道理，没有必要非吃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直接给危险信号因子是最简单、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这不是认为中医治癌不如西医，我说了，中医在治疗的思维方式上有很大优势，是顶级的。我反对的是“弃医保药”这个说法（除非弃的这个“医”是中医的那些阴阳五行八股）。我相信最终的中西医结合一定是在最高层次（在低层次学不了，也教不会，不用费那个劲了）。建议医学院开设顶级西医进修班学中医，这样才可能（也只是可能）觉悟（先有觉才会有悟啊）。中医治疗癌症的另一个方向就是下调炎症。很多时候“扶正”也包括这个内容。这一版探论开篇就讲到癌与症的关系，炎症之伴随着肿瘤就像AIDS伴随HIV感染。正因为炎症几乎就是癌症的一半，或者癌症导致伤害的一大半，所以任何下调炎症的手段都会缓解癌症的伤害，造成一个暂时的平静。而从炎症总是刺激肿瘤反弹的角度来看，任何下调炎症的手段都会减少对肿瘤的刺激，减缓进展。正因为如此，中医仅凭下调炎症来治疗癌症就不可能无效，只是这些效果都是暂时的，不能够治标（肿瘤）。中医需要把握好在癌症治疗中的位置：是要治癌，还是要治症？我相信，直接靠杀伤癌细胞减负，中医中药远比不了西医的化疗药。虽然我也听说过中药有所谓的“消瘤丸”，但是，先不说它对肿瘤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杀伤，其直接疗效也远比不了化疗药。如果是调节炎症，我想中医还是大有作为的。说到这里，可以借民国时期的中西医“打擂”一事来看看中医的作用。1907年，上海的名医丁甘仁与一名洋人西医在一次酒会上因为互相看不起而起了争执，导致了一场打擂。当时上海刚开始风行西医，对中医已经造成挤压之势。西医主要靠建立医院这种大型医疗机构（病人因此能够得到更及时的治疗）赢得了很多市场，但是中医还是得到大多数底层老百姓的认可。正是在这个局势下，上海新建立的西医院，广慈医院的洋人院长积极推进这场中西医打擂，不仅出面当公证人，还提供医院病人作为双方治疗的对象。双方商定选择当时还很棘手的伤寒病来比拼。这里需要记住的一个前提是：当时还没有抗生素，西医治疗伤寒也是以姑息症状（退烧）为主，药物主要是阿司匹林。另外，伤寒其实就是一个有可能自愈的流行性胃肠道感染。病史的走势与病毒感染相似，有潜伏期和免疫激活，免疫攻击以及最后的清除。表现是潜伏期没有症状，免疫一旦开始识别就会出现症状，伴随发高烧1-2周，肝脾增大（细胞扩增加上水肿），肠道症状严重（可能肠穿孔），然后如果进入清除期（过继免疫控制炎症）就会退烧伴随症状减轻，体感恢复，最后痊愈。但是很多情况下，免疫启动太迟或者过激，就可能造成炎症的副作用，包括肠道出血、穿孔的那个致命的副作用。因此，历史上早期的几次大规模流行性伤寒都有大量的死亡案例。今天回头看，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在那个年代，治疗上都只能是姑息免疫过激的症状。在西医主要是阿司匹林的退烧。在中医也是清热解毒，下调炎症。都不可能治本（针对伤寒菌本身）。这个打擂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看谁能更好更快下调过激的炎症，扶着过继免疫顺利完成对病原的清扫。而丁甘仁正是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赢得了更快的病情好转和痊愈。丁甘仁的成功说明，有经验的中医高手，可以应用中药达到对高炎症的有效调控，而又不伤及过继免疫。这正是我们在癌症治疗上积极追求的方向，所以我说中医在调控炎症上大有可为。不过，这跟一个中医的思维水平，临床经验都有很大关系。丁甘仁医生能在那次打擂中获胜，是因为他的医术高明，经验丰富，并不是每个中医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其实这从后来中医的命运就可见一斑：这件打擂的事虽然在当时的上海被中文媒体大肆报道，家喻户晓，给中医争了气，挣了面子。但在接下来的那些年，中医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生存空间却也越来越窄。以至于到了1929年，国民政府干脆出台了苛刻的限制中医的行政措施，被史学家称为“禁止中医法令”。往回看，丁医生能赢得那场比赛，本质上还是要靠病人体内有一个有效的抗感染过继免疫。如果这个免疫起不来或者耐受了，不论怎么用药，病人都是不可能治愈的。而癌症晚期恰恰就是因为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了任何依赖过继免疫的治疗都变成无效，而肿瘤造成的炎症却失去了控制变成了恶液质与系统炎症。这就是下一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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